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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農民法律意識的變遷研究
論文作者:童鞋論文網  論文來源:qaly-analyser.com  發布時間:2019/1/24 10:18:40  

摘要:通過對浙江、四川兩省四縣調查數據的分析,本文對農民法律意識及變遷進行了研究,認為:一是農民法律意識存在“顯性”與“隱性”的區別;二是年輕一代農民對法治的要求更高,而且更不能容忍法治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結合分析結果,本文從傳統文化、法律體驗、大眾傳媒等可能影響農民法律意識的相關因素進行了法理學的探討。

關鍵詞:法律意識;社會變遷;法治建設;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項建設的需要,國家不斷完善立法體制機制,不斷提高立法質量。然而,立法只是第一步,守法、執法、司法、法律監督等法律運作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同樣深刻地影響著國家法治水平的提升。盧梭曾指出:“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種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也就是說,國家制定法律是一回事,法律在公民內心中留下怎樣的烙印、公民如何看待法律、是否按法律規定辦事,則又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土地遼闊、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里,城市、農村之間的差距是全方位且明顯的,不少學者也指出我國農民的法律意識亟待加強(1)、法律意識危機的出現阻礙了農村法治的實現(2),特別是在“法不外乎人情”、“權大于法”、“息事寧人”等思想的影響下,讓人不禁聯想到一連串的問題:農村是否成為了“法外之地”?法律在農民心中的印象是怎樣的?農民又是如何看待我國正在推進的法治建設的?

所謂法律意識是指人們有關法律的知識、觀念、心理、態度的總和。而法律意識的形成,既要依賴于人們通過實踐,對法律現實與社會現象的直接觀察與體驗,又要依賴于以前積累的思想材料(3)。舶來的現代法律體制無情地“干預”、“插手”著千百年來所形成的傳統做法,與傳統文化相互碰撞、摩擦,進而慢慢融合,對于生活在農村地區的農民而言,這一過程無疑是漫長和煎熬的。那么,經過多年的發展,法律是否已經在農村扎根?農民的法律意識如何了?本文首先對浙江、四川兩省四縣農民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大致描述農民作為一個群體其對法律的看法是怎樣的,是否發生著一些細微的變化,進而再探討影響農民法律意識的相關因素。

一、浙江、四川兩省四縣農民的法律意識現狀分析(4)

(一)雖然農民口頭上比較認可法治,但是其內心對法治的確信程度卻要“打折扣”。

從表1可以看出,第一,近八成的農民認為司法獨立是重要的,只有兩成認為不重要,這是從顯性的角度來對司法獨立進行的評價;但是只有55%左右的農民認為法院在審判重大案件時不應接受黨委和政府的意見,那就是說約45%的人是認可這種做法的,可以把這個認為是從隱性的角度對司法獨立進行的評價。換句話說,部分農民口頭上認為司法獨立是重要的,但是,“打心底”卻認為黨委和政府可以對司法審判施加影響。第二,七成多的農民表示對本地法院是信任的,這也是一種顯性的評價,但是在隱性評價時,卻只有45%左右的農民認為不找關系時法院也會公正地判案。

上面所反映出的現象是值得思考的,一方面須承認我國農民法律意識有所提高,農民已經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并且比較相信法律可以公正地解決糾紛。但是,另一方面也須清楚地看到,還有很大一部分農民并不是真正認同法律以及目前的司法現狀,仍認可通過政治、人情等因素對司法施加影響的行為。

表1兩省四縣調查中農民法律意識的描述統計表

(二)不同年齡段的農民對法律、司法的態度存在一定差異,年輕的農民群體已逐漸可以形成獨立的判斷,并且對司法的信任度要低于年長的農民群體。

表1反映的是農民法律意識的總體情況,但農民的法律意識可能受到年齡、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由于簡單的分類統計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只以年齡作為分組變量來討論農民的法律意識問題,則不能排除教育程度等變量的影響,反之亦然。如果同時把年齡、教育程度等變量納入分類統計的表格中,則造成表格過于龐大,不便于進行歸納。因此,接下來,本文將采取logistic回歸的方式展開統計分析和描述。即分別以表1中的四個變量作為因變量,以教育程度、年齡1作為自變量同時納入模型進行估計。為節省篇幅,本文不列出具體模型運算過程2,而是繪制出更為直觀的圖形進行描述,進而可以清晰看出在控制學歷的影響后,不同年齡段被訪者對不同法律意識描述語句(代表法律意識)的認可程度。

圖1不同年齡對司法獨立的認同度(顯性Vs隱性)

圖2不同年齡對司法信任的認同度(顯性Vs隱性)

從圖1來看,在控制學歷的影響后(下同),農民對司法獨立(顯性)重要性的認識基本上不存在年齡差異,均維持在80%左右,這說明農民作為一個群體,已經開始承認司法獨立的作用。但是從隱性認識的角度來看,越是年輕的農民越認為法院在審判重大案件時不應受黨委和政府影響(年輕的農民對此點的認同程度大約在60%左右,年長的則在50%左右)。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如果把不同年齡段的農民的看法假想為不同年代的人的看法和態度3,這樣,不同年齡段的農民所反映的看法和態度就可以說是不同時代的看法和態度,這就呈現出一種變遷的趨勢。因此,從數據上我們可以看到,隨著國家法治建設的不斷推進,農民,特別是年輕農民,也不斷受到法治理念的影響,其法律意識也在不斷地提高,能夠更理性地看待司法獨立這一原則。而從社會變遷的角度,我們可以推斷,隨著法治建設的推進,農民對司法獨立的認識不斷加深,并且越來越不能容忍其它力量對它的干涉。

從圖2來看,無論是顯性的信任度還是隱性的信任度,年輕農民對法院的信任度都要低于年長農民,從顯性的角度,對法院的信任度從年長農民的約80%滑落到年輕農民的65%,從隱性的角度,對不找關系時法院判案的公正性的認可度從年長農民的約60%滑落到年輕農民的40%,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年長群體將逐漸退出社會主流舞臺,年輕群體對社會的影響力也將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加,新老更替是歷史現象,是不可逆轉的,但正是這一群將可能代表農民主流的人竟然對法律、司法產生不信任,這就是很嚴重的問題了。這里,同樣從上文所述的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待,這有可能反映出雖然我國法治建設取得很大成就,但是農民越來越不“買賬”,甚至可能慢慢地演化成對法律和司法的信任危機。

(三)采取村內關系進行協調依舊是農民解決糾紛的首選方式。

從調查數據來看,近六成的被訪者認為找村干部、村里有威望的人等是解決糾紛的合適途徑,找派出所、司法機關或者通過暴力手段來解決糾紛的情況并不多見。此外,約兩成左右的被訪者會選擇息事寧人、不了了之。

二、對農民法律意識變遷現象的探討

德國的拉倫茨指出,“法律制度的出發點是:公民之所以能夠履行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法律義務,是出于他們的法律意識,而并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害怕會承擔不利的后果。要只是這樣的話,那么所有的法院和執行機關加起來也是難以維護法律制度的正常運行的”。此外,也有研究者指出,轉型期間的法治建設不僅只是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法律體系的完善,更重要是法律意識的培養和法律權威的確立,所謂法治社會其實是法律制度與法治意識相結合的產物(11)。這也就是說法律要想能夠真正地施行必須得到公民真誠的認可,并把法律內化為心中自由遵循并指導行為的準則。因此,法律不是由一部部文書材料堆積而成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能夠規范和指引人們的行為,并維護人們的正當利益。

當前,中國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期,經歷著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巨大轉變,尤其是對于農村地區而言,其法治基礎幾乎為零。從本文前面的數據分析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就顯性方面的法律意識而言,農民對法律的確有敬畏之心;但是就隱性方面的法律意識而言,又說明農民可能并不真正認可目前的法治現狀。因此,深入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做到科學民主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才能最終實現全民守法,使得法律得到真正貫徹實施,也將極大地影響著農民對法律的接納程度以及運用法律工具維護自身權益的積極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上文分析到的,年輕一代農民對法律的態度與認識都較年長一代有顯著的不同,而這種差異很可能影響我國農村地區法治建設的順利推進。因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對影響當代我國農民法律意識及變化趨勢的相關因素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傳統文化因素的影響

法律意識的相對獨立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法律意識的相對穩定性(12),傳統文化對于法律意識的影響正是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慢慢滲透到人們內心中,以一種無形的方式對人們日常的行為施加影響,從而影響人們接納法律的程度以及運用法律的水平。由于農村地區較完整地保留了傳統習俗與文化,因而法律意識的形成受其影響也更深。

第一,傳統中國是一個熟人社會,長期以來,即使不通過司法等強制手段,也能夠以一種相對柔性的方式來解決日常糾紛。進入近代社會以來,雖然農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村落聚居的農村社區的功能仍然非常強大,對各項糾紛和矛盾的處理往往首先是依賴社區功能而不是法律功能(13)。從這個角度來看,農民天生就缺乏接近法律的動因。

第二,傳統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法制更多只是作為一種統治工具而出現,其目的在于限制人權而非保護人權。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影響下,中國的人治傳統源遠流長,義務本位根深蒂固,法律工具主義影響深遠,法律意識極為淡薄(14)。從這個角度來看,農民天生就缺乏運用法律的動因。

第三,傳統中國是一個家長社會,存在“山高皇帝遠”的思想,因而宗法文化盛行,宗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法律制度的功能。古代宗法倫理文化是核心內容是“親親”、“尊尊”,表現為國的家化、君的父化,這種重視倫理作用的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良好的社會下單 ,使國家和社會在表面無紛爭的狀態下運行而形成無訟。從這個角度來看,農民天生就缺乏適用法律的動因。

此外,傳統中國還是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自給自足型的社會,人們習慣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缺乏競爭意識造成了思想上的惰性,喜歡追求慢節奏的生活,處事上也存在“花錢買平安”的態度,也使得農民習慣于與法律保持一定距離,以“無訟”為貴。

應該看到,隨著城鄉一體化的推進,城市、農村的差別逐步減少,年輕一代的農民受傳統文化的約束較少,而且對法律也持有更開放、更容易接納的態度,但也對法治建設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更難容忍法治建設過程中產生的各類突出問題。

(二)法律體驗因素的影響

法律運行是一個包括法律制定(立法)、法律遵守(守法)、法律執行(執法)、法律適用(司法)和法律監督等多個環節的有機系統。然而,任何一個環節的失誤都有可能使得農民對法律產生抗拒意識,尤其是在以國家機關作為主體的立法、執法、司法等環節。

從立法來看,我國農業和農村的法制建設相對滯后。目前針對農村的立法不多,一些與農民切身利益緊密聯系的問題還沒有通過制定法律加以規范,而且即使是制定的法律多數也是管理法,實施細則也不太明確,造成現行法律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并未能很好地保護農民的合法利益,妨礙了農民法律意識的提高。

從執法來看,暴力執法的現象在農村時有發生。執法人員的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執法人員以身作則,帶頭守法才能為群眾樹立榜樣,特別是對于較少接觸法律的農民來講,目睹一次暴力執法可能就磨滅了他們經過長時間才形成的對法律的敬畏與期待。

從司法來看,法律的絕對權威地位仍未樹立。目前農村地區“權大于法”仍普遍存在,遇事則找關系、托人情,同時,在法律現實的運作過程中,低效益、訴訟不方便、耗時長等因素也影響了農民對運用法律的體驗,進而不利于對法律“好感”的培養。而且在農村地區,鄉政府、村委會等力量過于強大,也影響法律威權的樹立,須知法治社會的真諦則是法律的權威超越政府的權威和領導人的權威在社會上具有絕對主導的地位(15)。

從浙江、四川兩省四縣的農民調查可以看到,年輕農民群體對法院的信任、對法院的公正判決持更多的懷疑態度,當務之急是要盡快重塑法律的權威,避免這種情況惡化。

(三)大眾傳媒因素的影響

從法律實施的角度來看,法律主要起到規范行為人的權利義務,并對違法行為實施懲罰的作用,但是正如前文所論述到的,由于農民自身的原因,這兩種方式在農民身上并不是經常能夠用得到。所以,對于農民的法制觀念、法律意識則可能更容易受到大眾傳媒的影響。

參考文獻

[1]任大鵬.我國現階段農民法律意識的調查與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1999(3).

[2]魏佳容.新農村建設中農民法律意識的構建[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

[3]李步云,劉士平.論法與法律意識[J].法學研究,2003(4).

[4]秦強.轉型中國的法律意識變遷[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4(6).

注釋

1任大鵬.我國現階段農民法律意識的調查與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1999(3).

2魏佳容.新農村建設中農民法律意識的構建[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

3李步云,劉士平.論法與法律意識[J].法學研究,2003(4).

4數據來自馬得勇主持的“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調查”數據庫,該調查采用非概率抽樣法,選取了浙江臺州的溫嶺市、溫州的樂清市和四川成都的新都區、南充的順慶區作為調研地點,在每個縣(區)選取2-3個鄉鎮,每個鄉鎮選擇人口比較集中的2-3個村,然后向村里每戶村民發放問卷,每個村莊大概有一半住戶能夠接受調查,最終共回收1987份有效問卷.

5原題分別是:司法獨立(即法院獨立辦案,不受黨的領導)的重要性;法院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黨委和政府的意見(認可度),這里進行了反向處理;對本地法院的信任度;假如您和別人在經濟上或其他事情上發生了矛盾和糾紛,需要到法院通過打官司來解決。如果不找關系,您覺得你們這里的法院在審理案子的時候會公平地對待你嗎?應該注意的是,各題目的回答基數并不一致.

6顯性表示農民口頭(表面)對該表述的看法,隱性則相對真實地反映農民內心對該表述的態度,進行這種分類主要是為了更全面分析農民法律意識究竟有什么特點.

7為了減少各樣本的人口結構與實際人口結構的差異,本文的數據進行了加權處理,下同.

8在本數據中,學歷、職業等因素存在高度相關,如果同時列入將導致模型估計出現較大偏差(共線性問題),因此只列入其中一個變量(即學歷變量).

9圖1、圖2的繪制方法:首先以上述四個變量為因變量(0表示不認同,1表示認同),年齡、學歷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回歸,然后估計出每一被訪者在控制相關變量后的認同比例(即選擇認同的可能性),接著以年齡進行分組,計算各年齡組中該比例的均值,最后以年齡為橫坐標、各年齡組的認同比例為縱坐標分別繪制出圖1和圖2.

10這一假設當然是不能夠絕對成立的,因為即使是出生在以前的年代,但是也可能受隨后年代的影響,但是鑒于法律意識存在一定的穩定性,我們還是有理由可以作上述假設.

11秦強.轉型中國的法律意識變遷[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4(6).

12同上,李步云、劉士平(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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