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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適用建議研究
論文作者:童鞋論文網  論文來源:qaly-analyser.com  發布時間:2021/8/4 10:19:46  

摘要: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全面的社會調查是一項細致而復雜的活動,為有效地收集相關資料,調查者必須具備社會學、心理學、犯罪學、法學等專業知識,對涉罪未成年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以及是否有再次犯罪的可能進行專業評估,從而使調查報告發揮“量刑依據”的作用。同時,每一個涉罪的未成年人都有其獨特的特點,在進行社會調查活動時不可千篇一律,應當以個別化的態度對待被調查的涉罪未成年人,使幫教計劃更有針對性,從而更大程度的發揮社會調查報告的作用。最后,不管是細化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還是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制作流程,都須在遵守法律規定的這個大前提下進行。

關鍵詞: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刑事訴訟;

青少年犯罪問題目前已經是一個國際社會都在高度關注的問題,我國也深受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困擾。居高不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率、一樁樁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讓人們不禁思考,產生這些問題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問題已經產生,如何妥善應對,如何防止再犯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首要任務。刑事訴訟法中對于涉罪未成年人設置的特別程序起到了一定的防治效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則是這個制度中頗具特色的內容。但由于相關規定過于籠統,不利于此類案件的審理,如何讓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變得尤為重要。

一、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

(一)社會調查報告具有證據屬性

我國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據屬性,這就導致了實踐的不統一,從我國大部分地區審理未成年人涉罪案件的實踐來看,其發揮著與“證人證言”相同的作用,但其特殊在這是一種由專家證人做出的書面化的證人證言[1]。2010年頒布的《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明確了“對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報告應當庭宣讀并接受質證”。證據不是一個靜止的概念,相反,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社會調查報告要經歷一個搜集、調查、認定的過程,其反映的內容與案件事實是有關聯的;在法庭上示證以后,審判該案的法官會對其進行一個邏輯判斷,進而對案件作出相應的判決,影響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顯而易見,能夠進入質證環節進行示證并作為法庭裁判依據影響量刑足以證明社會調查報告具有證據屬性。

(二)社會調查報是參考量刑的依據

持參考量刑說的學者認為,從證據的特征看,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主要是針對涉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調查、家庭環境分析、成長歷程等方面的內容,而以上內容與案件不存在直接聯系,不符合證據的關聯性這一必要特征。從訴訟程序的特點看,若為被告人無罪的案件,則不存在對社會調查報告的質證,此時的社會調查報告因未進行示證而失去證據資格[2]。

不可否認的是持以上兩種觀點的人都同意社會調查報告能夠作為量刑參考使用。從證據法的角度來看,證據是進行證明的方法和手段。從這個層面來說,社會調查報告符合證據的特征。但從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的分類規定來看,又無法歸檔到其中任何一種類型中去。因此,筆者以為將社會調查報告視為具有參考量刑作用的“準證據”看待更為合適。

二、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理論基礎

(一)兒童福利理論

家庭可以滿足兒童衣食住行等日常需求,但醫療、教育、法律保護等權益則需要國家和社會傾向性的提供福利保障,兒童福利是社會調查報告理論基礎之一[3]。兒童福利理論有著豐富的內涵。從國家層面,包括為兒童設立學校、由衛生防疫部門統籌推進兒童疾病防疫、醫療措施保障、由民政部門設置兒童福利院等,最大程度保障兒童權益,促使其健康成長。從家庭層面,為家庭貧困兒童提供免費就學措施,為患有先天性疾病等兒童提供救助等,協助家庭照顧好兒童,助力其健康成長。

未成年人社會報告制度是少年司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官在對調查報告的制作者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對涉罪未成年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其是否有再犯可能性進行重點審查,從而作為量刑參考使用。而調查者在走訪、調查、收集相關材料的過程中,對于日后能夠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幫教矯正起積極作用的內容和線索要全面收集,為日后矯正機構制定幫教措施、矯正方案提供更具有針對性的報告,從而幫助失足少年能夠更好更快更順利的回歸社會,過上正常青少年的生活。

(二)國家監護理

國家監護理論是指當兒童的父母不能夠或者不再適合為兒童提供保護的時候,國家有權利、有責任保護兒童的各項權益,做兒童的國家監護人,政府要負起保護未成年人的責任和義務[4]。十九世紀末,刑罰個別化理論迅速發展變為主流思想,此時的教育刑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學者們紛紛接受了這一理念而放棄了以懲戒、威懾為主的報應刑。人們也逐漸認識到不同的犯罪人情況不盡相同,不能“一刀切”的適用統一的懲戒方式,此時“刑罰個別化”理論開始產生。涉及到未成年人犯罪調查,英美法系的英國、以日、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紛紛將社會調查制度引入少年司法。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社會調查制度和我國的少年司法同步產生,在上海市長寧區進行了率先試點。

由此可見,將國家監護理論貫徹到社會調查報告的工作方針中去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在西方多數法治發達的國家,社會調查報告制度以及發展的比較成熟,他們以國家監護理論問基石,已經形成了具有專業調查團隊、擁有科學調查方法的一套成熟的社會調查制度,為涉罪未成年人的權益保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解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寬”是指寬緩,我國刑法對于未成年犯、從犯、脅從犯等施以寬緩的刑事政策從輕處罰,對于累犯、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等則實施嚴厲的刑事政策從重處罰。其次,我國法制史中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體現了“寬嚴相濟”中的“濟”,這是該政策的理論傳統。再次,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與西方國家“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體現了該政策的國際背景。最后,“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和諧社會建設、公民權利的保障、法治的進步起到了推動作用。

“寬嚴相濟”主張在對重罪實行嚴打的基礎上完善對輕罪從寬處理,對累犯、嚴重危害國家和社會安全的犯罪等從重處罰而對與犯罪較輕、危害不大或者未成年犯罪者,法定或酌定從輕處理。我國對于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處理方針為“預防為主,懲罰為輔”,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則為該方針的理論基石。

(四)危機介入理論

危機是對一件事或者一個情境的一種感知或體驗,讓人產生一種“這個事情我無法承受,已經遠遠地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圍”的感受,超出了人們現有的資源和對應機制的范圍[5]。未成年人犯罪后危機感會增強,這會讓未成年人產生懊惱情緒,但個人能力有限,無法采取有效的補救措施,這就會導致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變得敏感、脆弱,甚至產生“破罐子破摔”心理。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調查就顯得非常重要且必要。

危機介入理論為涉罪未成年人的社會危險性調查和干預矯正工作提供了重要參考。涉罪未成年人由于年齡較小,心理不成熟,面對危機更是不善處理,從而進入惡性循環,無法處理危機最后導致自身行為失控,進而進入一個更加嚴重的危機之中。社會調查就會圍繞這個難題結合調查的具體內容,制定一個科學的矯正方案,以幫助涉罪未成年人妥善化解危機。因此,危機介入理論也是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的理論基礎之一。

三、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存在的問題

(一)調查內容不統一

社會調查報告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份詳實的、專業的調查報告對于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成因、案件的審理以及后期制定幫教矯正方案至關重要。然而從相關實踐內容來看,進行社會調查的內容不盡統一,拿出的調查報告也是五花八門,質量參差不齊,報告長短不一。當前,主要存在的問題有:

1.調查報告的倚重點不同。有的調查報告偏重收集涉罪未成年人的客觀信息,如年齡、家庭環境、社會交往人群等等;有的調查報告則注重收集的是一些主觀方面的內容,如通過訪談等形式窺探其內心活動、智力水平、犯罪動機等[6]。

2.調查報告內容多種多樣,缺乏統一的形式。

3.調查報告涉及的范圍不一致。有的調查報告僅僅針對涉罪未成年人本人,而另一種還包括對其關系親密家庭成員進行跟進調查并將對其造成的影響寫進報告。

4.調查報告不分訴訟階段。未成年人刑事訴訟法程序雖為特殊程序,但也有不同的訴訟階段,從目前的相關實踐內容看,大部分的調查報告忽略了這部分的內容。

(二)調查主體不統一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均承擔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走訪,出具社會調查報告的責任。但相關司法解釋同時又強調除了以上三機關以外,司法局、辯護人、涉罪未成年人所在地的共青團組織及其他組織也可以進行社會調查。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中縱然有諸多調查主體可以進行社會調查,但缺乏一個統籌協調的內容,若以上主體均進行社會調查,那么究竟哪個主體做出的調查報告能夠被采納?又或者出現相互推諉的情況,最后沒有形成調查報告怎么辦?這些問題不能解決會降低對涉罪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力度。

(三)審查模式不統一

由于對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尚未出臺一個確定的文件,實踐中對于社會調查報告的審查模式也不統一。有很多地方僅僅是請報告的制作主體出庭進行宣讀即可,只有示證沒有質證,審查流于形式。“任何法律都必須是適合具體國家制度實踐的規則體系,在這個意義上,法律沒有最好,只有和諧”[7]。社會調查報告對于庭審來說是一種新的事物,對于該材料的審查要有一個統一的模式。

(四)幫教計劃不完善

一份完整的涉罪未成年人調查報告應該還包括制定一份詳細的幫教計劃,因為調查報告的制作者在進行相關調查的時候會深入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生長環境、學習生活環境、接觸的人和事以及心理生理的健康狀況等。所謂幫教計劃,廣義指根據社會調查的內容進行分析,為改善涉罪未成年人的現實狀況,讓其認罪悔罪、改過自新而設定的矯正目標和方法。實踐中,涉罪未成年人的調查報告在涉及這一部分內容時并不完善,導致社會調查報告虎頭蛇尾。

四、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適用建議

(一)明確調查內容

社會調查報告作為社會調查工作的總結性材料,是對法律規定的社會調查內容的具體體現,是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內容明確、形式規范、范圍確定的調查報告對于涉罪未成年人意義重大,所以我們一定要謹小慎微的制作調查報告。

1.內容方面,要求調查主客觀相統一。

客觀方面,報告的內容要體現涉罪未成年人的年齡、身體健康素質、受教育程度、家庭環境、學習環境等方面的內容;主觀方面,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診斷、犯罪動機、興趣愛好、父母對孩子的態度等方面的內容要重點調查。

2.調查報告的形式要進行統一。

庭審是一項嚴肅的社會活動,對于進入庭審的訴訟文書也要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要求,這樣不僅有利于案件審理,同時也方便案卷材料的整理保存。

3.調查報告涉及的范圍要明確。

未成年人犯罪不僅僅是其個人原因,原生家庭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因此不能僅僅圍繞涉罪未成年人本人進行,還要走訪調查與其接觸密切產生較大影響的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員。

4.分階段制作調查報告。

刑事訴訟每個階段的側重點不同,在偵查階段,調查報告要注重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基本情況進行調查,主觀方面要著重調查其悔罪表現。審查起訴階段,要對其被執行逮捕措施后的各方面表現進行追蹤調查。庭審開始前,其社會危害性是調查的重點,因為這會影響量刑及后期制作矯正方案。

(二)統籌調查主體

公安機關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進行犯罪偵查的機關,是以上主體中最早接觸到涉罪未成年人的機關。但刑事訴訟中公安機關主要進行對涉案事實進行犯罪調查,偵查內容涉及到涉罪未成年人調查報告內容的主要是年齡、犯罪動機等,對于調查報告中與涉罪未成年人有關的品格方面的證據幾乎沒有,因此,公安機關不宜作為調查主體。檢察機關承擔著追訴犯罪的職責,在控、辯、審這個“等腰三角形”狀的庭審模式中屬于代表國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控方。讓一個訴訟目的在于追訴犯罪的控方主導進行社會調查,意圖影響量刑,促使法院從輕判決,這會讓檢察機關陷入兩難境地,顯然不太合適。人民法院在整個刑事訴訟中都要保持客觀中立,不能先入為主,那么讓法院做調查主體也不可行。辯護人作為辯方,更傾向于提供對當事人有利的調查報告,其中立性也無法保障。共青團組織雖然能夠保持中立,但缺乏心理學、法律等專業知識,做出的調查報告可采性不高。

綜上所述,雖然有相關規定,但進行實務分析后我們發現都不太合適。因此筆者更贊成現在實務中比較主流的做法,即由司法機關委托相關民間調查機構進行,既能保持中立又能保障調查報告的專業性,同時還減輕了司法機關的辦案壓力。

(三)厘定審查模式

從我國現行的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中可知,社會調查報告能夠影響量刑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而定罪與量刑相分離是我國刑事訴訟模式的一個特點,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審查社會調查報告才能使其發揮該有的作用非常重要。一方面,法官在審查案件時需要判斷調查報告的證明力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性、真實性、合法性。調查主體做出的具有心理學等專業化水平的主觀方面的內容不容忽視,而法官可能不具備心理學等專業知識,這就要求調查報告的制作主體要親臨庭審現場,接受法庭詢問。另一方面,法官在認定案件事后要給出量刑意見,法官在判決書中要對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明力做出詳細的分析和論證,這樣才能做出對涉罪未成年人最有利的判決。

(四)完善幫教計劃

幫教計劃是指對涉罪未成年人通過直接干預和間接干預的形式進行干預幫教。通過訪談等形式對進行社會矯正的涉罪未成年人進行直接干預,幫助其認知自己的行為、改變自己的情緒、適應環境的變化等,增強社會功能,進而使其能夠與自身環境形成良好的互動氛圍。通過與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學校、所在社區等周遭環境中有助于幫助其矯正改造的資源對接進行間接干預,以減輕其內心壓力和受到的痛苦體驗,從而幫助其扭轉過去錯誤的思想,助力其健康發展。一份合理的幫教計劃要求直接干預和間接干預持續互動,缺少其中任何一種都不能達到預期的幫教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整個幫教過程中要對幫教對象給予充分的尊重和關心,這樣才能促使他們積極配合完成互動,從而妥善解決問題。

綜上所述,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全面的社會調查是一項細致而復雜的活動,為有效地收集相關資料,調查者必須具備社會學、心理學、犯罪學、法學等專業知識,對涉罪未成年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以及是否有再次犯罪的可能進行專業評估,從而使調查報告發揮“量刑依據”的作用。同時,每一個涉罪的未成年人都有其獨特的特點,在進行社會調查活動時不可千篇一律,應當以個別化的態度對待被調查的涉罪未成年人,使幫教計劃更有針對性,從而更大程度的發揮社會調查報告的作用。最后,不管是細化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還是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制作流程,都須在遵守法律規定的這個大前提下進行。

參考文獻

[1] 王志坤.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研究[J].法學雜志,2014,35(10):100-110.

[2] 鄭圣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只能作為辦案參考[N].檢察日報,2010-06-01(003).

[3] 陸士楨,常晶晶.簡論兒童福利和兒童福利政策[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3(01):1-6.

[4] 張鴻巍.少年司法通論(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48-252.

[5] 席小華.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實務指南[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2:45-50.

[6] 張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18.

[7] 孫遠.刑事訴訟法解釋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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